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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阳郭镇原来在历史上这么有名!

| 招商动态 |2016-10-11

渭南阳郭镇贺家洼村的贺家是清代陕西有名的财东,贺家在陕西及西北各地办有36家当铺,每一当铺同一街上设有两个钱铺,即有72座钱铺,当时办一家当铺至少需要万两白银,可见贺家财力之盛。贺家在清中后叶一直执陕西钱业的牛耳,贺家老板一句话可以左右陕西的金融。贺家除了办典当外,还在四川、兰州、新疆等地办有字号,做皮毛、茶叶生意,各地商铺极多,贺家老板入川巡视不用住别人家的店。贺家的典当铺有点类似今天的全国连锁店,在建筑上都是用自己的木料,工匠自建,从而保证贺家当铺在建筑外观上全国一致。致富以后的贺家,大量购置地产,阳郭镇至严村方圆几里都是贺家的产业,还买断了从阳郭镇到县城的路。西安城里也有大量的贺家房产。贺家洼的九条巷子,十里都被贺家盖满了。贺家还在本村修了“贺家会馆”,以方便各地当铺掌柜回村汇报业务。这种私人会馆在中国会馆史上并不多见。贺家致富后,还做了不少惠及乡党的公益事业。贺家在贺家洼设立两个“市”,一是四月初十的“古会”,会期唱大戏,招引各地客商,贺家声言凡带来在会上销售的农具、牲畜等,售不完决不让乡党带回去,一律由贺家收购。另一个是劳动力市场,贺家声言凡是来村西头“人市”揽活的乡党,没被雇佣者,一律由贺家包下。

另外银子多得不知道怎么用的还有渭南板桥常家、大荔羌白的温家、韩城王庄党家、大荔县八鱼乡八女井的李家等二三十家。大荔羌白的温家,在四川办盐井,家里也是大地主,有一年粮食丰收,其母看到仓库里堆满了粮食就不高兴地问儿子,咱家的银子怎么没有粮食多,儿子带着母亲到家里藏银子的地窖去看,看到千万两大锭的银元宝堆在那里,比丰收的粮食还多,温母竟高兴的笑死了。大荔八女井的李家世代经商,店铺西安、兰州、上海等地都有,号称“走遍天下,不吃别家饭,不住别家店。”在陕甘回民起义期间,清军从李家的一个地窖就挖出过白银一千余万两。后来回民起义军包围了李家城垣,家人最初用砖块回击,砖打完后就从地窖搬出银元宝向外抛,足见李家的富足。以这些富家大族为主体,陕西商人凭借着其雄厚的商业资本,在明清长达500年的历史中,演绎了轰轰烈烈的商品经济历史话剧。

陕商的衰败

进入清朝后期,陕西商帮内外交困,迅速走向瓦解,其也是明清时代全国十大商帮中最先瓦解的商帮。

“究其原因,内因是封建商帮的保守性,在清末整个时代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之时缺乏应变,很难和西方资本主义竞争。外因是清末陕西多发的战乱,使得许多商业家族数百年的资本积累消耗殆尽。”这是李刚教授对陕西商帮迅速消亡的大概总结。

首先是陕西盐商在面对新形式的大分化、大改组中失败,盐商从此一蹶不振。在两淮盐场,由于不能和徽商竞争,而陆续退出,陕西本土市场则被晋商占领,四川的盐井业也由于战乱导致资本不够,市场迅速萎缩。茶商由于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推行西北茶制改革,扶持以湘军为基础的官僚资本,陕西茶叶大不如前。陕西布商在外国洋布洋纱的打击下被排挤出市场,迅速死亡。在明清之际贩运江南或楚豫土布到西北各省是陕西商人大宗贸易的主要业务,但到清末后,土布市场受到外国洋布洋纱的排挤而迅速衰落,经营土布的陕西布商在洋布的打击下纷纷破产歇业,清末已是“陕西土布行,家家倒闭,每岁百万之利益为外人夺去”。经营兰州水烟的陕西烟商也在外国机制卷烟打击下纷纷破产,只有在市场投机中惨淡经营,从原先最盛时的大小烟庄130余家,锐减到只剩十数家的悲惨境地,兴旺发达了百年以上的陕西兰州水烟从此飘零散落。此外,陕西秦巴山区植被资源的枯竭对陕西商帮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而清末多发的战乱则成了陕商迅速衰败的催化剂和直接原因。在陕甘回民起义的战争中陕西各县的富贾巨商,数百年贸易通商积累起来的财富被焚掠殆尽。而清军入陕征剿十余年的征粮派响,捐资助剿以及陕西商人的重建家园,使陕西商人又把数百年积累的货币财富搜罗净尽,资本存量一扫而光,失去了任何“东山再起”的机会。当时,国库已经空虚,入陕清军每年的900余万两的军费开支主要靠地方协款和就地征调,致使清军为筹措经费而烧杀抢掠掘地以尽,关中的富商大户首当其冲。同时,清军还实行“劝富分输”政策,勒逼各地富商捐资助剿。许多陕西富商为保平安只得挖肉补疮,将大量营业资本化为军费开支,使资本存量耗散无余;面对家乡的破败,各地陕西商人为解救家乡乡亲父老,只得把大量资金抽回故乡,重建家园,成为陕西商人在外省经营萎靡的直接原因。最后关中富室巨户几乎都是因外资耗折,内藏悬罄而元气大伤,数百年的积蓄倾囊而出,再也无力重整旧业,从此一蹶不振。这种连年战乱的状况直到新中国建立才从根本上得以改变。

留给今天的经验和启示

“以前经济学界常说‘山陕商人’,可如今人们提起明清商业,晋商、徽商说得多,陕商基本在被遗忘的边缘,虽然学术界谈到明清十大商帮,陕西商帮不能不提,但真正重视的人也不多,普通民众就知之更少了。作为一个陕西人,我想这段历史不应被遗忘,而且研究陕商可以找出明清陕商成功的经验,为今天重振陕商雄风,发展当代陕西市场经济提供历史支持。”李刚教授告诉记者自己研究陕商历史的初衷。

陕商到底给今天的陕西人留下了什么宝贵的经验和遗产?李教授说:“就陕西本土来说,明清的陕西商人以其开放性经营活动润滑了陕西的经济发展,在明清纵横全国的十大商帮中,唯有陕西商帮是依靠本土资源和地域优势发展起来的著名商帮,他们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把地域优势转化成效益优势,把技术、资本优势转化为技术和资本增量,使得陕西在明清500年间成为全国经济发达区域之一。并创造了泾阳茶砖、三原大布等一批走俏全国的名牌产品。就连许多西部著名品牌,如茅台酒、兰州水烟等都与陕商的巨大贡献是分不开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陕商听戏、写戏、养戏班对秦腔的发展贡献巨大,而且他们行走全国带动了秦腔的传播。《江南竹枝词》描写当时的扬州文化活动,就有‘舞罢乱敲梆子响,秦声惊落广陵潮’的句子。他们在全国的行走,促进了陕西文化和全国其他区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今天,我们遇到同当年陕西商人十分相似的历史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再一次把陕西推到了发展的前沿,为陕西提供了新的发展历史机遇。我们应当学习和发扬历史上陕西商人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乘势而起的历史品格;学习他们不畏险阻,闯荡天涯的开拓精神和锐意进取的求富精神;发扬历史上陕西商人诚实经营,恪守贾道的求实诚实精神;学习他们富而不狂,施予扶贫,热心公益,惠及乡党的忠义精神。”李刚教授给记者讲了陕商历史对今天陕西商人的启示。

“明清陕商中虽有一些巨商,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以中小商业为主,合资经营和股份制是他们的经营特色,相对其他商帮而言保守性较强,其中有开拓进取的商人,但不少的中小商人还是热衷于把剩余资本转化为土地或者房产。这也是明清陕西商帮最早出现,但不能比及晋商和徽商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值得今天的陕西人借鉴的。”李刚教授说。

第二篇是来自“金融界”,一家财经门户网站,也是我常去的一家财经网站,甚至有一段时间,上班第一件事情,便是泡上一杯茶或咖啡,然后打开这家网站浏览一下。这篇文章看起来很像是出自记者之手,我不敢说写的好与坏,但至少,跟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深入”恐怕还有一点点的距离。里面观点虽可说略不尽当,但也可足思考。以资。同时,我在阅读和转贴的时候,几度因为文中犀利的“揭剥”和“拷问”而感到面孔发烫,尽管我完全有资格说其中的某些不实之处,但我却清楚:须以若谷虚怀来接受别人的批评,并且敢于承认自身的不足,而不是遮遮掩掩,讳疾忌医。毕竟,正如文中观点,在陕西,我们确乎看得到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消极的一面对于经济的束缚。

抓住机遇乘势而起的最早商帮

宋朝以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曾经是全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关中地区成为边关重地,整个陕西也失去了汉唐时期在全国的显赫地位。明朝建国后,政治局势逐渐安定,再加上当时政府在全国推行休养生息政策,陕西经济逐渐恢复兴旺,为陕西商人群体的崛起创造了一个可能的大环境。但能和晋商一起成为我国形成最早的两个商帮则得益于明清政府对陕西的特殊经济政策。

“明朝时期,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的特殊经济政策,当时的陕西商人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利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并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在明代近300多年的岁月里曾长期名列我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前茅。宋应星在分析明中叶商人势力时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陕商排在三帮之首。到了明朝后期,徽商急剧勃兴夺取了陕商不少地盘,但陕商仍然位居其次。进入清代后,虽然晋商凭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和票号的雄厚财力而跳跃发展,但陕商仍是与之分庭抗礼的重要商帮。”李刚教授给记者介绍了陕商发迹的一个简单轨迹。

但所有的机遇都不是没有准备的人能抓住的,明清时期陕西能够形成大规模的商人群体不仅有其历史积淀,也和陕西商人的内在素质有关。“汉唐以来数千年陕西商业的繁荣以及商人阶层的发育延续和经营积累,是明清陕西商帮崛起的社会历史基础。在明清,南方各地的商帮主要把本地手工业品贩往外地换取原材料,以赚取加工利润的供销差价,而陕帮商人则不同,由于他们地处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结构的接合部与农牧产品交换中心,长期以来就形成了贩运贸易的历史传统,这便使他们在明清之际能够顺时趋势,扬其所长,多以经营起家。当时的不少著名陕商,家里都有经商传统。而且在明清‘走西口’从事边境贸易的陕西商人中有许多是‘弃儒经商’的士人君子,大量士人学士参与商贸活动,把儒家传统文化知识应用于经营过程,以智谋取胜。对此明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曾经总结说‘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可以说明清之际,一个广泛会集士、农、工、商各阶层人群的陕西商帮,在中国西部贸易通商领域的崛起,完全是陕西几千年商业经济及其商业文化历史积淀的必然产物。”李刚教授介绍。

明清时代,陕西商人活动的范围主要在陇青川陕蒙藏的西部地区,这里地处偏远,戈壁瀚海,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而且社会条件也不安定,天高皇帝远,民族杂居,风俗各异,常常强盗蜂起,土匪横行,部族格杀,一语不慎,即有杀身之祸。持资携重的商人往往成为他们劫杀的主要对象。而陕西长期培养形成的秦人尚气概,先勇力,忘死轻生的强悍性格,使得陕西商人能够迅速适应西部贸易的恶劣环境,在别人视为畏途的贸易环境中如鱼得水,纵横捭阖,塑造了“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的陕商形象,成为中国西部开发史上的第一批“西部牛仔”。

近代的四川学者在分析陕商在四川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时曾经说过“川人不善经营尤畏远途,故不能与陕人竞争”,“陕人之富于涉远性经营商业,不辞艰险,亦所罕见。”而经商湖广的陕西人的特点更是“一大二土”,“一大”是说他们资本大,生意大,“二土”是说他们在生活享受方面极不讲究,穿棉布衣,戴瓜皮帽。在西部边境经常做生意的陕西人,不仅所处自然条件恶劣,有时还要和来抢劫的盗匪生死相搏。在今天可以看到的史料里边,就有富平大商李月峰、高陵巨富刘锡等人在商旅途中与强盗搏斗的记载。

陕西商帮的历史贡献

陕西商帮作为主要从事边境贸易的西部商业资本集团,对我国西部经济在明清时代的初步开发发挥过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在明代200年多年里,兰州、西宁等边茶、边布、边盐以及药材、皮货贸易基本上被陕商垄断。明代输茶入藏的四川南路边茶贸易也操纵在陕商之手,由于他们的活动使康定由一个小山村变为“番夷总汇”的商业重地,陕西商人聚居的“陕西街”是当时康定最热闹的商业街。清朝以后,陕商向四川腹地进军,在清初百余年间几乎掌握了四川的金融命脉,并进而垄断了四川井盐生产资本总量的八成以上,以后又随着经营川盐入黔把势利扩张到云贵各处。在北部汉蒙边地上陕西商人通过“布马交易”把贸易触角深入到伊克昭蒙各旗,并逐渐成为“旗地经济的实际掌握者”,依靠这一优势地位,他们又一手培植了以皮货贸易为特色的明清陕北经济。

在清代,陕西商帮无论是经营范围,还是经济实力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他们在盐、茶、布、烟、木、药、皮、杂、金融等诸多行业较之明代有了蓬勃发展,经营地域北到乌鲁木齐、伊犁,南到佛山、上海等地,并且摆脱了明代从属政府需求的被动局面,真正把自身发展安放在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上,基本达到了其发展的鼎盛。

随着陕西商人的不断成功,大量货币资本流回陕西,直接推动了陕西本土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陕西布业的急剧勃兴,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并且由于陕西商人在秦巴山区的生产性投资,使那里的矿冶、采伐、造纸等行业迅速发展,使得秦巴山区成为我国较早产生内生性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之一。也使得陕西成为明清500年间的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

能够见证当年陕西商帮兴盛的另一重要历史遗迹是如今遗存在全国各地的“陕西会馆”或者“山陕会馆”。作为省籍乡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组织,工商会馆就是商帮的办事机构。李刚教授说据他们多年追踪资料,最早陕西商人在异地建筑的会馆是北京的“关中会馆”和河南上蔡的“山陕会馆”,全国共有此类会馆245处。由于建筑宏伟精细,如今遗留下来的会馆遗址都成为各地的文化景点,许多被列为全国名胜。

《你看秦商那张脸》

2007年4月份,《中国商人》杂志为了“寻找中国商人精神”系列报道去天津做调研。此行同时还附带了一个任务,就是给我们已经启动的“区域经济全球化传播战略”研究课题寻找一些基础案例。

在这次为期一个多周的调研中,我们跟天津大学的孙卫军博士,以及天津山西商会张世伦会长有过多次深入的交流。张是一个积极的发明家,也是在上世纪末期影响较大的企业改革家。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为晋商的出路,和山西与天津的区域合作问题殚精竭虑,几乎到了废寝忘食、如痴如狂的境界。

山西和陕西,一河之隔,自古就有秦晋之好的佳话,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多数在这两个地区经过了早期的实践。尤为重要的是,这两个地区曾经在明清时代形成两大驰名天下的商帮——晋商与秦商(也叫陕商),它们的名字往往连在一起,统称山陕商人,它们在全国各地的会馆也往往建在一起,叫做“山陕会馆”。然而近代以来,山陕商人同归于没落。这种没落造成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以致于直到今天——山西和陕西在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发展模式,以及商人的群体面貌上也有着不少相近的地方。

正是在跟张世伦探讨“晋商如何应对全球化竞争”这个问题时,我的脑子里突然跳出一个关中老房东的形象,无论如何挥之不去。这是我在西安曲江居住的几年中非常熟悉的一个老农民,其人黑胖而高大,由于多年躬耕生活,他的体格罕见的强壮,精力也是罕见的充沛。此人为了维护自己日渐衰落的权威经常跟家人和邻居爆发剧烈的争吵,因此人家送了他一个外号:黑头张飞。他所在的村子叫做庙坡头,现在由于西安曲江改造结束,这个村名已经从西安地图上永久消失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带中晚期,东南沿海很多下地种田、下海捕鱼的农民纷纷扔掉祖辈沿袭的生存方式,做起了小买卖,以致后来席卷中国和世界,如今的很多企业精英,便是从这批人中产生出来的,他们赢得了温商、潮商、粤商等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商帮名号。在这些商帮中,广东“四小虎”之一的顺德商人原先是没有什么优势的,政策、资金等好处几乎都跟他们不沾边,但是顺德后来成了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最有竞争力,甚至比温州还值得借鉴的地方之一。

我所认识的黑头张飞,和他的村邻们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当我2000年搬进庙坡头的时候,拜老城改造运动所赐,黑头张飞已经修了五层高的带有天井的出租房,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房租和村里转让土地的收入,他的数十个房间出租给那些全国各地来的大学生、小商小贩以及各种自由职业者。村里其他人也是一样的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的出租房。

黑头张飞总跟人吵架我是可以理解的,其时他已经无地可种,整天就是呆在家里,控制着自己的房租和一家人的开支。此外,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干什么。不过他的荣耀感让我感到兴趣,当时有点不理解。

每天黄昏时分,他都会出现在大门口,蹲在一个小板凳上,手里端着硕大一老碗,手里高高举起一筷子油泼辣子面,他总是举得很高,偶尔看看来来往往的打工仔从面前走过,然后从容不迫吸进去。炎夏他光着黝黑闪亮的庞大肚腩,寒冬则裹着臃肿的棉衣。他的重量全部施加在那个小板凳上,由于大门口坡度是倾斜的,黑头张飞吃面的动作看来仿佛是在表演杂技。

三年后,随着曲江的开发进入攻坚阶段,庙坡头面临不可避免的拆迁,我和黑头张飞,以及他们的乡邻们,还有几千名租户离开了这个村子。几个月后,庙坡头一片废墟。村里以前发生的种种,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

现在,我不知道,黑头张飞是如何吃饭的,因为在西安远郊区某个小小的安居楼里,他即便蹲在小板凳上,也没有那么多人可以看见他了。

黑头张飞六年前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现在又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这是有原因的。和中国东南沿海那些最早富起来,暴发手段千奇百怪的农民商帮不同,陕西新兴的商人群体大多不是来源于黑头张飞这样的农民群体。比如这些年来大浪淘沙幸存的“陕西大腕”们,荣海、崔荣华、郭家学、吴一坚、来辉武这些人,都是当过老师,当过兵、从过政,或者来自于国营企业。也就是说,这个群体来自于中国的一个中间阶层,相对于更强势力的阶层,他们是弱势的,相对于农民群体,他们又是强势的。

在中国经济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这个漫长时期,他们的经营手段和战略思路表现出跟“农民企业家”群体完全不同的另类特性,但是陕西多年来只有这个群体唱主角,也反映出另一个问题:陕西尚未形成浓厚的商业基础和商业氛围。

近年来,围绕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滞后问题,各界人士见仁见智,其中“国家政策”对中西部地区倾斜度不够,是很多经济学家以及当地人士的主流意见。同时,顺着这种逻辑,对于历史上商帮的兴衰问题,也多数被归结为政治、军事以及外商的冲击等客观原因。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不能完全苟同。一个地区的区域经济和商帮群体,固然会受到来自政治、军事等外部因素的严重扭曲,但是只要一个地区还有方言存在,就说明,这个地区在历史上的人口并没有彻底消失,只要人口在发展,市场就存在;同时,只要讲一种方言的人口延续下来,那么历史上好的商业和文化传统就没有理由完全中断,只要时机一到,自然会如同星火燎原,兴旺蓬勃起来。

从全球商业文明的演变过程来看,商人首先是商品经济的主体动力,其次,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商人群体的兴起和壮大,也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要推动力量。在《七问晋商》之后,我们推出秦商专题,希望对秦商的历史与现状来一次集中的梳理,同时也参考各地区域经济和商帮的发展情况,和目前的秦商群体进行一次比较。

还是那句老话,我们在这里提出问题,乃出于对陕西的热爱,对秦商的关注——尽管“秦商”这个概念是否依然成立,仍有待于讨论和发掘——但如果秦商能够早日“归队”,势必对陕西当地融入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大循环,同时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是有好处的。

乡党啊,你咋连“番号”都弄丢了?

一支军队如果丢了自己的军旗,乃是奇耻大辱。所以只要还有少量士兵存在,必定浴血奋战,把它夺

回来。倘若这支军队打到最后,弹尽粮绝,所有人都牺牲了,那么这支军队不仅军旗无望回归,连番号也要被取消。这就是令人绝望的事情了。

如果将中国历史上驰骋天下的十大商帮比作十大劲旅。那么后来的新晋商、新鲁商、新粤商、新徽商、新浙商就可以比作重新举起军旗,参与商战的后起之秀。

而温商,深(深圳)商、冀(河北)商等等则可以看作在当代商战中新创的军队。

此外,历史上并没存在过的商帮,由于地域经济发展的传播需要,也冒出“新京商”等更可以看作虽没有实力拥兵自重,于是找一个历史来源以壮声势的“游击队”。

“游击队”商帮的出现固然有点搞笑,但是起码说明一个问题,当地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商业化程度正在加快。

然而,与各地新兴商帮或者承前启后者不同,陕西的商人群体如今的地位不是搞笑,而是有点离奇,

甚至荒诞了——作为曾经出过著名商帮的地方,陕西商人群体竟然被竞争对手们视而不见,乃至被遗忘了。也就是说,陕西现在也有自己的商人群体,也有纵横天下,大肆收购他人的企业,但是却没有了自己的“番号”。

笔者手里有一份某媒体于去年制作的《中国十大商帮排行榜》。

榜单显示的十大商帮依次为:浙商、台商、港商、粤商、闽商、苏商、鲁商、沪商、徽商、晋商。

我们可以看到,当年与陕商并肩作战的晋商险些被取消番号,只是忝列倒数第一,而秦商则纯粹没有上榜的资格。

此外还有人在推出“中国十一大商帮”,其中也不见陕西商帮的影子。在2006年5月下旬与杭州举行的“首届中国商帮峰会”上,相关的新闻报道也只字未提是否有陕西商人与会其中。

这种不约而同的被忽略,至少说明陕西商人群体整体上没有给公众留下强烈印象,没有给各地的竞争对手们造成较大的压力,其知名度远远不够。此外也反映出陕西的区域经济发展仍然比较滞后——商人群体的活力反映区域经济的活力。

当然,上述种种排行榜的权威性和依据或者可以被质疑,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文件却从侧面支持了外界的判断。据《2006中国企业500强地区主要指标显示》,山西有11家企业,陕西有7家进入500强,都是以能源、资源为主的国营企业。其中,陕西延长石油集团以303亿多的营业收入,名列100名。比较“2006中国企业500强”的几份资料中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陕西和山西本地的民营经济都还不够活跃,尤其是缺少现代意义上的大型企业。

对于陕西的区域经济发展特征及存在的问题,我们随后还要进一步分析。这里我们从商人群体竞争力的角度把陕西国营企业和尤其是民营企业中的商人给予同等关注。因为就中国很多地区民营企业的情况来说,出于各种原因,往往要努力去寻找政府资源,而国营企业则在这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无论是国营企业家还是民营企业家,假设他们都是由于在资源整合方面显示出自己的优秀才华,从而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那么陕西的商人把秦商过去的荣耀玩到归零状态,以致于被取消了“番号”,确实哪一方都难辞其咎。

过去的秦商不是这样的,虽然有时候被视为晋商的小弟弟,但是在很多领域双方是可以平起平坐的。

西北大学的李刚教授是长期研究并关注秦商的学者之一,他喜欢给媒体举《张连卖布》的例子间接说明秦商过去的辉煌。《张连卖布》是在陕西当地脍炙人口的秦腔剧,其中有一段唱词是这样的:

先把那渭南县当铺坐下,西安府开盐店咱当东家。兰州城京货铺招牌悬挂,西口外金刚钻发上几车。

穿皮袄套褐衫骑驴压马,烧黄酒猪羊肉美味有加。娶妻小赛过那南京俏画,买丫鬟和小子装烟倒茶。清早起人参汤先把口下,到晌午把燕窝拌成圪塔。张口兽琉璃瓦高楼大厦,置九顷水浇地百不值下。银子多使不了这该怎咋?寻几个好伙计四路访查。幸喜得四路里粮食涨价,百十名走粟行银赚万八。捐功名只要那官高势大,访巡抚坐总督布政按察。

这里首先要注意的是秦商在历史上发迹以及他们生意成长和壮大的方式。我们从戏文中可以看到,和晋商一样,秦商过去多数首先是从事长途贩运的小商贩,多从盐业发家。手里有了一定的资本,他们由行商变为坐商,由坐商而进一步做强做大开始异地扩张,其业务也广泛涉及到食盐,茶叶、布匹、粮食等方方方面面。

其次,要注意的是,这些商人群体推动的经济成分都是民营经济,考察全球的商业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商业环境可以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商人总是可以从这种巨变中发现商业机遇。

“明朝时期,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的特殊经济政策,当时的陕西商人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利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并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在明代近300多年的岁月里曾长期名列我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前茅。宋应星在分析明中叶商人势力时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陕商排在三帮之首。到了明朝后期,徽商急剧勃兴夺取了陕商不少地盘,但陕商仍然位居其次。进入清代后,虽然晋商凭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和票号的雄厚财力而跳跃发展,但陕商仍是与之分庭抗礼的重要商帮。”这是李刚教授给公众发掘出来的又一段历史。

从李教授介绍的情况我们大致可以领略秦商在明清间发迹的大致历史背景及其规模。如果我们联系历史上和当代的情况进行纵向比较,就更加有趣了。

自元代起,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关中地区转移出去,到了华北地区,陕西等西北地区成了边区。但是边区有做边贸的优势。“明朝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的特殊经济政策,”,这就相等与将西北地区划为一个经济特区,它和改革开放后在东南沿海地区逐步设立经济特区的作用是一样的。当时的民间商人群体抓住了这次机遇,因此他们的发达是必然的。

其实不仅在明清两代,陕西商人在“特区经济”创造了辉煌。我们把视野再往前延展,远在周、秦、汉尤其是唐宋时期,中国便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丝绸之路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

作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十三朝故都西安自然成为可以极大发挥“总部经济”效应的地区。唐宋间西安的金融活动已经非常热闹,甚至在宋朝时期,出现了“交子”这种纸币的形式。可见当时商业的繁荣。陕西商人坐享天时、地理、人和的优势,他们的贡献应该是比明清时期更大的,这一点我们依然可以从诸多史料中找到印证,这里不再过多涉及。

纵观陕西商人在唐宋、明清间的发达,可以看到真正的商人群体,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他们总是在寻找着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秦、汉、唐、宋、明、清间,陕西由“总部经济”区域逐步转化为“特区经济”,期间,由于每个王朝总会发生的战乱、天灾与人祸,必然在某些漫长的年代削弱了“总部经济”与“特

区经济”带来的区位优势,这是非经济学家都可以明白的道理,但是秦商的传统没有丢,秦商的番号在延续,历经两千余年,而浩荡不息。何以到了当代就要落到如此境地?

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从《张连卖布》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过去的秦商也有他的劣根性,诸如要置房买地买官养“小蜜”,娶老婆也是希望领回来一个明星老婆。尤其是“清早起人参汤先把口下,到晌午把燕窝拌成圪塔。”这种生活习惯简直跟我们前面提到的黑头张飞吃面的舒坦和傲慢劲头如出一辙。

然而尽管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也虚荣、也无聊、也“包二奶”,但是他们依然举着自己的战旗,依然在历朝历代的商战中磨砺自己智慧,积累自己的财富,何以到了当代,陕西的商人就把自己的战旗给弄丢了,如此荒诞的局面,究竟为什么?

头重脚轻腹中空,要到啥时候?

活跃的商人群体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不仅是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主体动力,也是塑造区域经济结构和

发展形态的主要因素之一。

他们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于朝代更替、政局的动荡、商业环境的巨变,都无法彻底阻断他们的成长。在秦商历史中一些典型商人的活动,就是依然鲜活的事例。

明清之间,陕西巨商蜂起,而最富盛名的商户,多来自那些经过世代积累,经过了漫长时间考验的商贾家族,他们分布在西安周边的渭南、大荔、韩城等区县,而不是西安近郊及中心地区。

如今在陕西的区域经济中,已经谈不上有什么竞争力的渭南,在当时却是备受瞩目的明星地区。改革开放以后的广东,出了顺德、南海、中山、东莞这四条小龙,而渭南,在明清之间,则是一条巨龙,渭南的赵家、严家、柳家、詹家是当时的“关中巨富”、“盖省财东”,围绕着他们的众多商业家族,则是巨龙身上的参差鳞甲。

明清渭南有谚语: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说的是商贾云集、富甲天下孝义镇的鼎盛。“荒岁歌”

在清末的陕西流传,“孝义镇它本是渭南所管,赵老五也算是关中富汉”,饥寒交迫的人们在绝望之中,把求生的希望寄托在渭南最大的富户赵家身上——因为赵家的银钱和粮食,普通人无法想象。

“富不过三代”,似乎是一条铁律,而一个家族的富裕能够跨于明清两朝,必有其绵延相继、世代立足、抵抗衰变的动力。渭南赵家由富而贵,或者竟有一个子孙在科考中一举夺魁,高居榜首,从而演变为一个“政治家族”。清末小说《官场现行记》开首即从赵家后代中了状元写起,或者有虚构的成分。但作者把赵家当作历代巨富而贵的“典型”,可见一斑。

赵家的成功,不仅在于它跨越明清两代打造了一个商业家族的“百年品牌”和长盛传奇,还在于它是一个由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由地方经营向跨区贸易转型的典范。

渭南,在中国历史上是传统的农业开发区,赵家即是利用明初“食盐开中”政策,以规模性的农业生产积累了巨额财富,据说有数百万家产——赵家很可能在此前已经过世代积累成为当地的大地主之一,有待考证。

由明而清,赵家子孙逐步调整了自己的经营战略,主要发展以盐业、布店、茶庄、粮店和典当为核心产业的商业贸易活动。作为一个规模性的家族企业,它的分支机构遍布西安、咸阳等地。

据赵家的后人回忆赵家每年赚的银子都从外面运回,运的办法是人挑、马驮,成群结队,这些银子经常有保镖随行,所以叫“出镖银”。而“一次赵家出镖银时,先头部分已经进了赵家大院,后一部分还在渭河滩,担银子的担子足足排了八里路长。”

输运银子,靠的是“人挑、马驮”,赵家在全国的采购和转运,也无非是此类的交通工具。鉴于即便在历史上王权鼎盛的时期,西北地区的商业环境总是盗匪出没,从事长途贩运并不安全,赵家的成功,就更加值得关注。

与赵家相得益彰,渭南阳郭镇贺家洼村的贺家则是“品牌经营”和“全国性扩张”的典型,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贺家的产业结构中出现了规模性的资本经营及金融活动。

明清之间,贺家在西北各地设立了36家当铺,在每个地方的分支机构所在的区域,贺家通常在其当铺所在的街道上,另外设立两家钱庄,作为配套性的金融机构。这就是说,贺家当时已经建立了以36家当铺、72家钱庄互相支持,以当铺与金融活动为主导的大型商业、金融经营网络。据说,当时开办一家钱庄需

要上万两白银,72家就需要72万两,赵家的资产规模和现金流,由此可以推知。赵家在金融活动上的努力使它的区域权威迅速提升,到清朝中期以后,实际上已经成为陕西金融行业的行业巨头——在这个时候,也许唯一可以和它叫板的就是已经在全国建立了金融帝国的晋商设立在西安的票号了。

赵家依托自己的主体产业和分支机构,还在多元化经营方面取得进展,近到四川,远至新疆,均有赵家的字号,从事皮毛和茶叶生意。

纵观赵家的商业活动,还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是赵家非常重视自己的品牌效应,其在各地的连锁机构,全部自己采购,使用自己的木料,由自己的建筑团队统一建造,如此就使赵家在西北各地的分支机构保持了统一的建筑风格,从而使它的企业品牌形象得到了集中和有效的传播。其二,这样的操作,无形中使赵家介入了地产活动,就像今天很多酒店、餐饮服务行业的很多国际巨头往往在国外购置自己的地产,

在自己的地盘上经营,而不是采用租赁的方式。这种做法使企业在增强抗风险能力、保持稳定收益的同时,还可以获得地产升值带来的资本规模升级。

赵家颇富于现代经营理念的战略布局,使它的地产不仅遍布企业的各地分支机构,也有充足的现金流

在当地购置地产。西安城里,贺家房产众多,在它的大本营,这个庞大家族企业的总部占据了贺家洼的九条巷子,以此为核心,形成从阳郭镇至严村方圆数里地的贺家地产圈。贺家甚至买断了从阳郭镇到县城的路,作为通向外界的专属通道。

而在这个经济总部的核心地区,贺家还设立了两个市集,一个叫“古会”,类似于现在搞的会展经济,通过定期唱大戏开展招商活动,惠及乡里,促进本地的经济交流。贺家的招商方法是,“凡带来在会上销售的农具、牲畜等,售不完决不让乡党带回去,一律由贺家收购。”,另一个市集是属于人才交流性质的,贺家在村西头设立了“人市”,开展大规模的人力资源交流活动,而“凡是来人市揽活的乡党,没被雇佣者,一律由贺家包下”。

土地、原材料、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等众多的经济要素,被贺家在当地、在异地灵活地配置整合,这是今天的秦商群体所没有的胆识和智慧。

在那并不遥远的明清时代,豪富的贺家城堡里,矗立着贺家独特的私人会馆——贺家会馆。作为贺家商业网络的首脑机构,这里是全国各地的店铺掌柜,来向“董事长”汇报商情,领取指示的地方。贺家大佬就是通过这个首脑机构,遥控着自己的商业版图,操纵着一部庞大的商业器。

从明到清,上下500多年,有战乱、有天灾、有人祸、有全国各大商帮之间的市场攻伐,贺家,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品牌传奇。这个品牌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现代,不仅属于商业,更属于文化,不仅属于经营,也属于道德。

我们在这里只简要讲述渭南赵家与贺家故事,以这两个家族企业集团为首的众多渭南商业群体,以及他们的领袖们,推动了渭南的经济发展,使它成为名动西北的经济中心之一。而大荔、韩城等地其他家族企业和他们的领头人,也做了类似的事情。

我们在这里至少可以获得一个印象,十年前的广东,曾经飞出了四条小龙,而在500多年前的陕西,飞出了渭南、韩城、大荔等一群小龙。在明清以前,它们不过像今天的天津和石家庄一样,距离首都比较近而已;明清以降,它们同样属于边区,尤其在清初,由于统治的根基并不稳固,陕西又是最后一批抗清势力浓厚的地区之一,自然受到清政府的严密控制。这对富商阶层、对文化官僚和技术官僚们整体上是不利的。此外,明清之间,陕西已经沦为边区经济地带,更得不到中央的政策倾斜,然而,商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当地的经济传奇。

一个地区的落后,也许有种种原因,哪一个都不必否认,我们在这里只考虑商业群体自身的问题。现在,我们回到主题上,看看今天的陕西商人创造的成绩单。

先看一段来自新华社陕西分社在今年初的新闻:

我省去年财政总收入达696.8亿元油煤贡献不小

新华社西安2月24日电 去年,陕西省能源行业对财政增收贡献率超过了60%。

2006年是陕西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的一年。全省财政总收入达到696.8亿元,比2005年增长31.7%;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完成362亿元,增长31.5%,收入增幅位居全国前三位。

随着陕北能源基地的开发建设,延安、榆林已经成为陕西经济增长最快的“财富板块”。去年陕北地区财政收入增幅超过关中、陕南,延安、榆林2市合计完成财政收入191.4亿元,增长45%,增幅比关中和陕南地区分别高出24.1%和22.8%,增收额超过了关中和陕南之和。

陕西省财政厅提供的情况表明,去年财政收入增幅高依赖于石油、煤炭等能源行业,目前能源行业已成为全省财政收入的第一大板块。

如果将陕西的地理和经济区位拟人化,陕北(延安、榆林)可以比作陕西的头部,关中地区则是他的胸腹部,而陕南地区则是他的腿部。

从于先生报道的情况来分析,陕西的头在迅速长大——两地的增幅比关中和陕南高出24.1%和22.8%,“增收额超过了关中和陕南之和”。

与此同时,陕西的胸腹部和腿步的增幅则明显滞后于它的头部。

关中和陕南为什么赚钱慢、“贡献小”呢?这是因为这两个地区没有能源优势。也就是说,陕西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典型能源主导型的,这是一个“头重脚轻腹中空”的人,它的头部几乎占了整个躯体重量的三分之一!

相比较新闻报道体裁和篇幅的局限,陕西地方政府对陕西经济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是有清醒认识的,在《陕西省2006年工业经济形势分析报告》中,有一个关于《陕西2006年部分工业行业利润总额及增长速度》的数据。

可以看出,陕西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资源极其相关产业的产业规模和增长速度超过其他产业,其中石油和天然产业占全省规模以上国内工业的比重最大,高达一半还多,而医药制造业则比重最低,并且增长速度在减缓。

很明显,陕西的出路在于依托资源能源型行业创造的资本优势带动其他如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金融、服务、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这一方面,关中经济带无疑具有先发优势,西安高新开发区则自然是首当其冲的领头羊。近年来,西安高新开发区的竞争力明显提高,截至2006年,高新区新增工商注册企业741户,累计注册企业达到8681户,其中外资企业813户。

然而如果横向比较,情况依然不容乐观,据《西安高新区2006年度经济与社会发展报告》中提供的数据显示,西高新全年在册企业实现营业收入总计:1355.9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870.43亿元,而全区企业实缴税金总额只有46.58亿元。

这是西安高新开发区8000多家企业包括800多家外资企业一年创造的业绩,而同样在2006年,深圳高新开发区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营业收入是469.7亿元,远在青岛的海尔集团的营业收入则高达1033.8亿元。

这就是说,一个高新开发区数千家企业干不过海尔和华为两家企业!

如此差距实在令人汗颜,不知陕西的企业家们对此有何看法。怪政府吗,政府在千方百计招商引资,改善投资环境;缺人才吗,陕西高校是全国最多的;怪区位吗?西安过去是丝绸之路的起点,现在是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地。

如果说,陕西“头重脚轻腹中空”的经济发展现状是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造成的,陕西商人群体的滞后也应该是一条更重要的原因。有一句话用在这个群体身上似乎更合适: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唯一的精神就是“不服气,输了再来”可以自我勉励。投稿微信号 / jjyhw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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